世宗創製韓文，朝臣為什麼反對？1444 年一封上疏的文字之爭

歷史之旅編輯團隊約 6 分鐘閱讀更新：2026.10.24

今天的韓文字母結構清楚，學習者往往能很快掌握拼合方式。但在十五世紀，這套新文字不是在一片掌聲中誕生。

1444 年，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人正式上疏，質疑為什麼要在漢字與漢文之外，再創造一套文字。他們擔心的不只是字形，而是朝鮮與明朝共享的文化秩序、士大夫的經典教育，以及識字與官僚晉升之間的關係。

朝鮮人有自己的語言，書寫卻長期依靠漢字

朝鮮人當然一直有自己的口語。問題是，朝廷文書、經典教育與外交文件長期以漢文為主。吏讀、鄉札等方式曾經借用漢字記錄朝鮮語成分，卻要掌握專門慣例，不是一套可直接對應本地語音的字母。

這個差距帶來實際後果：一個人可以說出自己的意思，卻未必能讀懂政府文書，更未必能準確寫下日常口語。另一方面，漢文也不是單純的障礙；它連結了東亞經典、朝廷行政與外交網絡。新文字因此觸碰到的，不只是「怎樣寫韓語」，還包括「哪一種知識才能通向政治與文化地位」。

UNESCO 的《訓民正音》文獻說明，世宗於 1443 年完成字母創製，而 1446 年九月出版的解例本，包含頒布文、解釋與字例。最初系統有二十八個字母，集賢殿學者參與整理設計原理和例子。

「完成」與「公布」之間的三年不應混成一個日期。1444 年的上疏恰好位於兩者之間，讓我們看到新文字公開推行之前，朝廷內部已經發生實質爭論。

《世宗實錄》記載，1444 年二月二十日，崔萬理與同僚上疏。他們並沒有否認朝鮮語的存在，也先承認新文字的創制巧妙，但緊接著提出幾組疏慮。

第一是文化與外交秩序。上疏把朝鮮長期遵循的「同文同軌」放在核心，擔心另造文字會令朝鮮偏離當時以漢字和經典為中心的文化秩序。

第二是教育。反對者認為，吏讀雖然粗俗，仍然依附漢字，使用者需要學習漢文。他們擔心，若新字母足以處理行政事務，後來者可能不再花長時間學習經典與性理之學。

第三是實用效果。世宗期望新文字幫助百姓理解獄訟和教化文本；反對者卻認為，冤案與道德行為不會只因為文字變得容易就自動消失。換句話說，他們爭論的也是國家應該期待一套識字工具解決多少問題。

新文字若降低某些讀寫門檻，當然可能改變知識分配，這也是歷史分析值得追問的部分。但上疏本身直接談到的，是文化秩序、經典教育、行政效益與教化。若只用一句「既得利益者害怕失勢」代替全部內容，就把現代解釋當成了當事人原話。

這封奏疏是特定官員寫給國王的記錄，也不是當時社會的民意調查。它可以證明幾位有資格進入宮廷議事的官員如何為反對立場辯護，卻不能直接代表所有士大夫、婦女、農民或商人的想法。

實錄記下世宗對上疏的反駁。他指出，吏讀的目的也包括便民；如果既有方式被認為有用，為何新文字就不能服務百姓？他也質疑反對者是否真正理解韻書、四聲與字母系統。

雙方的差別不是「一邊懂文字，另一邊不懂」。世宗把焦點放在便民、本地語音與國家推動能力；上疏者則把經典學習、現有制度與文化位置看得更重。實錄說明，世宗後來將相關官員下義禁府，翌日釋放，其中鄭昌孫被罷職。這顯示爭論不只是學術意見不合，還有明確的宮廷權力背景。

創製字母和讓文字進入整個社會，是兩件不同的事。字母可以在某一年完成，解說書可以在某一年頒布，但誰來教、哪些機構採用、印刷與抄寫成本如何，都會影響普及速度。

朝鮮王朝的科舉、經典教育和官僚文書長期依靠漢文。新文字後來在翻譯、女性書寫、宗教文本和日常讀寫中逐步擴展，但漢文仍長期保持高等教育與官方文化的位置。哥倫比亞大學的原始史料導讀也指出，教育精英主要書寫媒介長期仍是漢文，直至二十世紀初才出現決定性轉變。

因此，今天所見的韓文書寫秩序，是幾百年教育、出版、宗教、家庭書寫與近代國家政策共同累積的結果。若把 1446 年說成漢字被立即取代的年份，就把「創製」與「普及」混在了一起。

一套更容易學習的文字，可以擴大參與機會，卻不會自動消除教育、資源與權力的差異。相反，它會迫使社會重新回答：哪種知識值得保留？誰應該有機會讀寫？舊制度如何與新工具共存？

讀 1444 年的上疏，最有意思的不是把人物分成進步與守舊兩隊，而是看見同一項技術如何被不同制度目標衡量。世宗先看到本地語言的書寫需要；崔萬理等人先看到漢文經典與東亞秩序的連續性。今天的結果不是當時必然能預見的結果。

如果想繼續追蹤文字如何影響國家與社會，可從中日韓越漢字分流、繁簡字如何走上不同路線與語言如何穿越王朝這三條線索開始。

資料說明：本文以《世宗實錄》、UNESCO 保存文獻及大學史料導讀互相核對，並清楚區分史料記載與後世解釋。